【日期】2025年11月28日（周五）
【地点】高新文化中心·成都高新区图书馆B1报告厅
【嘉宾】秦天（导演、编剧，代表作《但愿人长久》获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
龙凌云（第四届青葱计划十强导演，代表作《何处生长》)
陀螺Toro（自媒体主理人，第九届青葱计划十强项目《今夜酒落千千星》制片人）
王红卫（监制、编剧，代表作《流浪地球》系列、《宇宙探索编辑部》）
贾樟柯（导演，代表作《三峡好人》《山河故人》）
“青葱校园行成都站”实录
“长达半年的全方位助推计划”
贾樟柯：各位成都的同学、老师及嘉宾，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在成都举办“青葱校园行”第二站活动。在此之前，我们刚刚在上海完成了第一站的行程。
青葱计划是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办、国家电影局指导的青年导演扶持计划。该计划创立于2015年，由时任导演协会会长李少红导演发起，如今已迈入第十个年头，成为一项重要的青年导演助推项目。
在过去九届中，我们已拍摄了30多部影片，成片率高达40%，且仍有许多影片正在制作、完成中。在刚刚结束的第九届青葱计划中，舒辉导演的《今夜洒落千千星》已在成都开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在此，我要感谢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单位：特别支持青葱计划的香奈儿CHANEL；感谢成都站的联合主办方成都高新文化中心，以及合作伙伴成都高新区社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高新领跃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高新区文化指导服务中心（图书馆、文化馆）、此地CyPARK。
同时，也要感谢四川高校的大力支持，包括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四川传媒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播学院、成都大学影视与动画学院、成都锦城学院艺术学院、成都理工大学等。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和对本次活动的支持 。
简要介绍一下青葱计划：这项计划现已进入第十届，是面向全球华语地区、38岁以下（含38岁）青年导演的扶持项目（对于特别优秀者，年龄限制可适当放宽）。无论是内地还是港澳台导演，均有资格报名。目前，第十届的征集活动已经启动十余天，大家可以通过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官网、“青葱计划”公众号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公众号查阅报名规则并投递材料。
简单来说，只要你拥有独立完成或联合执导的短片、广告片或纪录短片，并持有待拍的长片剧本，即具备报名资格。这是一场面向全华语地区的海选，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整个活动，无论是报名环节还是长达半年的培训期，均完全免费，请大家打消这方面的顾虑。我们将在报名的青年导演中海选出二十强，并在北京集结，参加由青葱计划组织的导演、剧本工作坊。届时，我们将邀请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及电影全产业链的优秀工作者为大家授课，并举办各类大师班。往届大师班曾邀请戴锦华老师、陈凯歌导演、是枝裕和导演以及女演员蒂尔达·斯文顿等国内外电影大师与大家分享交流。
经过初步培训后，我们将从二十强中选拔出十强进入下一阶段。这一阶段包含“一对一”的专门私教指导及公开课，同时我们会资助导演拍摄两部短片：一部是创意短片；另一部是创投短片，旨在通过短片向产业界人士及潜在发行人展示即将拍摄的长片风貌，体现导演的视觉与叙事能力。
在十强培训临近结束时，我们将举办大型创投会，邀请国内重要的电影投资公司、制作公司、投资人及发行人齐聚一堂，进行项目陈述。我们希望通过此类活动，为青年导演带来实质性的资金注入和进入产业的可能性。最终，十强中最先开机的五部影片，将有机会获得由中宣部电影局提供的每部100万元资助。
因此，青葱计划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电影节创投，而是融合了培训、短片拍摄及创投为一体，长达半年的全方位助推计划。
近年来，我们还陆续开展了“青葱影展”，在烟台等地让青葱导演带着他们的长片作品与年轻创作者见面交流。今天很高兴“青葱校园行”首次来到成都，希望未来也能将“青葱影展”带到这里与大家分享。之所以今年决定来到成都，是因为后台数据显示，每年报名的青年导演中，来自成都及西南地区的报名者为数众多，非常感谢大家对“青葱”的支持。
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秘书长、青葱计划艺术总监、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著名编剧及监制王红卫老师，他也是项目从第一届到第十届的总负责人。下面有请王红卫老师上台，将舞台和话筒交给他。
“青葱计划依然在前行”
王红卫：谢谢贾导的介绍，再次感谢今天到场的成都高校师生，谢谢你们从各个学校赶来。我们考虑到如果单独前往某一所学校，组织其他学校的师生集中会比较困难。得益于“此地CyPARK”的支持，我们将成都有志于电影创作的年轻人汇聚于此，这使得本次校园行显得格外特别。
我想强调的是，这是青葱计划十届以来，前九届未曾有过的动作——即在招募期间就举办校园行活动，并且是首次走出北京来到外地。
为什么直到第十届才做这个活动？这与今天的主题“我们需要电影”有关。这句话在十年前或许无需多言，那时电影行业正处于上行期；但在十年后的今天，这句话似乎有必要被重新提及。因此，我们借校园行活动发出一个信号：无论环境与市场如何变化，无论是像贾导这样的上一代电影人，还是前九届走出的青年电影人，我们坚信——我们依然需要电影。作为观众、作为社会，同样需要电影。我们希望通过此活动告诉大家，青葱计划依然在前行，依然在向年轻人发出召唤。
为什么选择校园行而非更社会化的推广？在座的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青葱”的年龄上限是38岁，本科生作为导演确实稍显年轻。我们之所以走进校园，不仅是为了第十届，更是希望这项计划能一年接一年地做下去。希望无论今年、明年还是后年，无论在校期间还是毕业之后，只要你依然对电影葆有兴趣并符合条件，这颗种子能借由今天的活动种下。未来十几年甚至二十年，希望大家持续关注青葱计划，我们也一直在等待诸位的项目，希望能扶持大家迈出电影创作的第一步。
刚才贾导提到，我们选择成都不仅因为之前九届的积累，更因为近年来发现成都及西南地区的报送项目和导演呈增加趋势。因此，今天的分享会特意邀请了三位成都籍电影人与我一同分享。有请三位上台：秦天导演、龙凌云导演、陀螺老师。
介绍一下，秦天导演刚刚凭借《但愿人长久》获得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龙凌云导演是第四届青葱计划导演，其长片作品为《何处生长》；陀螺老师是著名自媒体“陀螺电影”的创始人、知名影评人及电影一线记者，现转型为制片人。他目前制作的影片正是贾导提到的、11月刚在成都开机的第九届青葱计划首部开机影片《今夜洒落千千星》。如果未来一个多月大家在成都街头看到剧组，或许就是他们，若有群演需求也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有请贾导和三位导演落座。首先请大家就今天的校园行做简单分享，之后会留出时间给现场同学提问。
我想先问秦天导演。作为刚刚获得金鸡奖的年轻导演，且是凭首作获奖，这非常难得。能否分享一下你创作这部电影的缘起？刚才贾导感谢高校时没提到你的母校，你是西南财经大学毕业的，属于跨界导演，这些体会都可以谈谈。
秦天：谢谢贾樟柯导演的邀请。其实我并非青葱计划出身，原因主要有两点：客观上，我拍摄首作时已经超过38岁了，当时缺乏信心，没有提出特别申请，觉得自己不符合条件。主观原因在于，正如红卫老师所说，我是学经济学的，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我本身热爱电影，是一名影迷，曾考虑过是否去电影学院或海外深造。但我本科毕业时，对自己这部首作（《但愿人长久》）产生了一些想法。
影片讲述的是从四川周边偏远小镇到成都奋斗的普通人的故事。我从小在城市长大，拥有的是城市经验。但在西财求学的经历给了我非常独特的体验，让我接触到了鲜活的个体——我的大学同学来自全国各省市，他们将我中学时期在书本上学到的历史、地理、政治及社会学知识，真正实现了在地化和生动化。他们的语言、饮食起居习惯，以及与家庭的沟通方式，都存在千差万别的细微不同。那时，热爱电影的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自觉——或者说是意识上的“开窍”。我意识到，自己是否可以从热爱电影转变为创作电影，通过电影表达想说的话，提供一个旁观者的视点。那时我才理解，日常汲取的养分可以转化为真正的创作视角，于是开始构思如何实现这部电影。
本科毕业后，我没有选择继续求学，因为觉得准备不足且耗时太长。我有些着急，决定通过一线工作实践来弥补学院教育的缺失。我花了大约十几年时间，通过在媒体和广告业的摸爬滚打，将电影制作的各个岗位都体验了一遍。虽然谈不上精深，但有了基本了解，大致明白了如何以小体量和精简人员完成一部影片。后来一个关键机会是拿到了投资。这是我们几位热爱电影的同好、我的发小以及主投方共同出资，加上我自己的积蓄，才启动了这部电影。
在此之前，我确实不熟悉电影行业和圈子，对电影节没有概念，甚至对创投计划存在误解。但通过拍完这部电影并走完电影节流程，至少在作品被相对公正对待的情况下，我才了解到了包括青葱计划在内的诸多创投平台，这是一个对年轻创作者非常好的公共平台。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我有幸得到这么多前辈、导演和老师的帮助，兴许可以把作品做得更好，而不仅仅受限于资源的匮乏。
王红卫：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回到出身于“青葱”的导演身上。刚才贾导特意强调，我们的全称是“青年电影导演扶持计划”，而非“青葱创投”。这不仅仅是一个创投会，也不是单纯的评奖，而是全产业链的扶持与帮助。
相比其他电影节展板式的创投板块，青葱计划作为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办的项目，更看重导演本身的能力——即通过项目考察背后的导演是否真正具备拍摄长片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剧本是否合格或项目是否有潜力。
下面请龙凌云导演分享：第一，报名青葱之前你在做什么？第二，面试入选后有哪些切身体会？
龙凌云：我其实是非科班出身的导演。在拍摄首作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时尚媒体工作，同时也拍摄广告。虽然内心一直向往电影，但因未接受过相关专业教育，我不清楚参与电影制作的路径。
报名青葱计划后，整个过程给我一种上了“导演进修班”的感觉。许多概念让我从相对懵懂的状态，逐渐建立起对行业规则的认知。青葱非常好的一点在于，它不仅扶持创意，帮助你完成电影制作，还会进行法律版权保护、财务税务等基础知识的科普。
以前作为影迷，看完电影会产生“我也想拍”的念头，但当你真正将其作为职业时，会发现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导演不仅要会写剧本、会拍摄，还得懂法务、懂财务，具备这些基础概念才能带领剧组完成项目。非常感谢青葱，如果没有这个计划，我的第一部电影肯定无法完成。通过这次经历，我逐渐建立了行业认知，也让我有了继续拍摄下一部电影的勇气。
在座的各位依然年轻，至少还有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可以投递青葱。我当时也是抱着“搏一搏”的心态参与的，这确实让我这样一个“业外人”完成了向“业内人”的巨大转变。
王红卫：如果大家关注媒体舆论，可能看到这两年关于“圈子”“人脉”的诟病，认为在电影圈生存必须靠关系。刚才龙凌云导演的自述可以作为一个佐证：青葱计划是一个公平的计划，它是面向全社会的。我们没有门槛说你必须认识谁才能入围或获得拍摄机会。
虽然我和贾导都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但在选拔时，对于像秦天导演或龙凌云导演这样专业院校之外的学员，我们会特别关注。我们希望将中国青年导演的培养基础尽量扩大，而不局限于学院。
大家不要因为身处成都，或者不是头部艺术院校毕业而感到被边缘化。看看这些年从青葱走出来的导演背景就会发现，我们不仅不会向母校倾斜，反而会向外倾斜，致力于将土壤铺得更广。
接下来请陀螺老师分享。刚才介绍过，他既是正在拍摄的青葱十强影片《今夜洒落千千星》的制片人，也曾担任第八届青葱计划影片的制片人。同时，他还是资深媒体人。我之前曾邀请陀螺老师作为产业和市场导师给学员授课。请您从观察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谈谈青葱计划与其他创投计划的不同。
陀螺：我们正在拍摄的《今夜洒落千千星》由舒辉执导。大概去年6月，我们开始创作剧本并筹备拍摄。舒辉导演是不太善于言辞的人，他非常抗拒参加创投，因为那意味着要上台面对众多观众进行宣讲。起初我们并不想走创投路线，但最终选择了报名青葱。原因正如刚才两位导演提到的：其他创投更多是让你见资方、聊项目，往往止步于“聊一下”，缺乏后续；而青葱则是全方位的帮助。
对我们而言，最关键的是青葱提供了拍摄样片的机会。入选十强后，我们获得了资金支持，今年4月回到成都拍摄了长片的样片。7月，我们带着这个样片参与创投大会，向资方展示了影片的视觉风格和叙事能力。这直接帮助我们获得了投资，促成了如今的开机。
从观察者角度来看，我曾在青葱课程中与学员分享电影节相关经验。我之前在法国留学工作，对欧洲电影节较为了解。青葱设置这些课程，通过邀请嘉宾导师，旨在涵盖一部电影从诞生、制作到后期、电影节推广及发行的各个环节，让学员在课程中获得全流程的辅导。
王红卫：谢谢三位成都青年电影人。刚才提到成都导演，大家还提到了刘斯逸，她执导的《三贵情史》也是青葱出品，她也是成都人。我想分享一下她的经历：她第一次报名青葱时并未走到最后，隔了一届后她带着《三贵情史》的项目再次报名，最终成功入选并获得融资。这说明，即使一次不成功可以再报，甚至只要不超龄，拍完首作后还可以再报。
“电影是一种声援”
王红卫：刚才我提到这次特意设计的主题是“我们需要电影”。我想请两代电影人聊聊如何理解这六个字。首先有请贾导，作为前辈导演，您怎么看待这句话？
贾樟柯：接着陀螺的话题补充一句，今年青葱专门增设了“发行顾问”，希望在培训阶段就让大家了解市场合作与商业谈判的基本规则。我们会根据市场和学员的变化动态调整培训设置。
回到主题。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快毕业时（1997年），拍摄了第一部影片《小武》。那时国内没有任何青年导演扶持计划，没有那么多电影节，更没有创投和青葱。那时我面临两方面的窘迫：一是缺少“发动机”。无论是租借器材、组建团队还是运作项目，我没有任何制作经验，就像没有汽油，燃烧不起来。二是资金匮乏。那个年代主要是国营制片厂拍电影，个人缺乏支点。
归根结底，虽然困难重重，但内心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愿望。上海站的嘉宾青葱计划导演吕博文说得很好：“在‘我们需要电影’这个前提下，每个人先想想为什么我需要电影？”对我而言，那是生理性的需要。我成长于山西汾阳，经历了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中国社会最激烈的变革期。这种动荡与变化让我不吐不快。我尝试过写小说，但最终发现电影最能完整表达我的情感。那时我并没有考虑市场、电影节或安身立命的问题，只是心里有故事，需要一个出口，仅此而已。这种表达的热情成为了我唯一的“发动机”，并吸引了志同道合的人。
很多年轻导演常说“准备得不太好”。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拍《小武》时几乎没有任何准备。按照现在的工业标准，那相当于“没准备”，但也就那样拍了。我想说，坐在家里想出的困难，大部分是假问题。只有在行动过程中，你才会遇见真问题，并发现哪些可以克服，哪些无法克服但无大碍。
举个例子，拍《小武》时，我们融到的钱只够租20天阿莱535摄影机，购买胶片的片比仅为2:1。也就是说，拍90分钟的成片，我只有180分钟（18本）的胶片。我去柯达公司取胶片时，经理得知我要拍长片而非短片或广告，表情非常愕然，觉得这是在瞎闹。在我临出门时，他叫住我，送了我十本胶片，说“这是我自己出钱送你的。”今天讲这个故事是想说，实践中会有各种解决问题的契机。大家要把自己像发动机一样先发动起来，不要试图等别人来发动你。
另一方面，为什么“我们需要电影”？随着经验增加，我觉得拍电影有点像“声援”。当我们把摄影机对准某种现实、某种生存处境，并在电影院里与数百人、甚至全世界观众分享时，这是对那种现实中人的支持。对我来说，电影就是一种声援。
王红卫：贾导这个故事我在流媒体上看过，非常感动。那个年代广告业兴起，18本胶片拍广告绰绰有余，所以经理得知你拍长片时才会那么惊讶。幸亏现在是数字时代了，否则很多青年导演去买胶片时可能会在那儿等着经理送（笑）。
贾樟柯：现在大家多准备几个硬盘就可以了。
王红卫：刚才贾导提到，电影作为一种“声援”，这与戴锦华老师提到的“电影院作为公共空间、电影作为公共话语”有异曲同工之妙。下面请三位年轻人谈谈这六个字对你们的意义。
龙凌云：作为地道成都人，在我青少年时期的成都远没有现在繁华，我家在一环路边。那时的乐趣就是看漫画和租碟。电影对我来说，是在四川盆地这个相对封闭的内陆地区，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户。
通过电影，我看到了美国、欧洲、日本青少年的生活。它构建了我的世界观，让我意识到世界很大，未来可以勇敢体验。电影像老师一样开拓了我的视野，成为一种日常获取信息的方式，融入了我的血液和生活习惯。
秦天：我对“我们需要电影”有不同阶段的感受。
第一阶段与龙导相似，作为影迷，电影是我获取社会教育和世界教育的刚需。如果没有电影，我不知道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
第二阶段是确定自己有话想说。我想特别提到在座的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同学们。《但愿人长久》的班底——包括摄影、美术、制片等核心岗位，都是川影的校友。此前我们一起拍广告谋生，当我提出想拍电影时，他们看了剧本后说：“开干吧，钱没关系，我们做这行就是为了拍电影。”那一刻我切实感受到，原来不仅是我，我身边的伙伴也需要电影。
第三阶段是关于观众。今年6月《但愿人长久》公映路演时，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外，我遇到了一位观众。他戴着口罩，虽然看不清年龄，但语气老成。他说：“秦天导演你好。听说你们的电影不赚钱，也不好弄。但如果你和你的团队还要拍新电影，我一定会去电影院看的。”说完他就走了。我当时愣了很久，把这段经历发到了群里。或许我们没有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这句承诺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我需要电影，同时也需要那些和我们一样需要电影的观众。
即便现在行业环境艰难，预算缩减，但我依然愿意和电影站在一起。不管在做什么，只要有机会，我还是会拍电影。
陀螺：我想接着贾导提到的“表达冲动”补充两点。
第一，关于创作的紧迫感。去年我制作了一部入围青葱20强的电影，导演叫陆晓浩。虽然未能进入10强，但他拍摄的愿望非常迫切，担心再等半年或一年就会失去表达欲。于是我们决定将预算降至原计划的四分之一，用极简的团队和成本，迅速在他的家乡潮汕完成了拍摄。
包括现在舒辉导演正在成都拍摄的《今夜洒落千千星》，也有类似的情况。虽然资方建议等到明年四月或十月以配合演员档期，但导演非常坚决，他担心拖到明年会失去创作的那股“劲儿”。因此，不管资金和资源是否完美，我们还是决定在11月初强行开机。
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对导演而言，创作冲动极其珍贵。当你拥有这股冲动时，一定要想方设法去实现它，不要被外部资源的匮乏所阻碍。
第二，关于为什么需要去电影院。刚才秦天导演提到在上海偶遇观众的经历，我很能共情那位观众。人生漫长，我们有太多的情绪——恐惧、热爱、欢笑，我们需要一个出口和投射对象，来确认自己并不孤独。
当我们坐在影院里，灯光渐暗，银幕上展现出另一个人的生命瞬间。如果那个瞬间、那种情感甚至那种恐惧与我曾经的经历重叠，我会感到深深的慰藉：原来我不是孤独的。影院提供的是一种群体性的归属感。
举个例子，今年在平遥国际电影展的“站台”露天剧场，我观看了一部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影片《接近终点》。我特意站在最后一排观察观众反应。当电影后半段出现惊悚或震撼的镜头时，全场几百人同时发出惊叹，甚至整齐地后仰。那一刻非常美好，所有人在同一时空经历同一种情感。这种“不孤独”的归属感，是我们坚持去电影院的原因。
王红卫：刚才大家都提到了表达的冲动，但我认为对于在座的学生而言，表达的冲动很重要，但表达的能力更重要。刚才秦天导演讲述的路演故事就非常生动，很有画面感。
最后一个问题：针对当下的市场环境和年轻观众，你们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影”？
龙凌云：戴锦华老师曾在青葱讲座中提到：“青年导演应该拍摄与这个时代、与这一代人同频共振的故事。”
我非常认同。电影具有记录性，回看四五十年代的电影，我们能直观看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因此，我们这一代电影人有义务去记录当下——无论是AI的冲击，还是网络舆论环境下的群体情绪。这些影像在未来将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
秦天：大学时我曾看到侯孝贤导演的一句话：“创作是背对观众的。”当时我很困惑，背对观众岂不是没人看？拍完电影后我才理解：“背对观众”意味着在创作初期不要被杂音干扰。
《但愿人长久》片长172分钟。初剪时，许多前辈和好心人劝我：“太长了，除了好莱坞大片，没人愿意看这么长的文艺片，现在的观众习惯了短视频的短平快。”我曾负气剪过一个两小时版本，但剪完觉得那不是我想做的电影。如果为了迎合而妥协，我宁可不拍。
最终我保留了172分钟的版本。事实证明，真正走进影院的观众，退场率极低。这让我确信：现在的观众刷短视频时，不喜欢的即便是0.3秒也会划走；但如果是他们需要的内容，172分钟也能看完。
所以，如实地做你最想做的电影，专注做好自己的东西，就能找到属于你的观众。
陀螺：作为制片人，我补充一个视角。刚才提到的那部《接近终点》的导演奥利维尔·拉克谢曾对我说，面对流媒体和短视频的冲击，纯粹的作者表达很难再把观众拉回影院。他的策略是：在自我表达的基础上，增加能让观众产生“生理性反馈”的元素——比如类型化元素、惊悚感或视听奇观。
这种电影既保留了艺术性和作者表达，不一味讨好观众；同时又能提供只有在大银幕上才能获得的沉浸式体验。我认为这是当下市场需要的电影方向：既是电影，又能从生理层面吸引观众回归。
【互动环节】
王红卫：我们开放三个问题给在座的同学。
Q1：我是一名非电影专业的年轻人。我发现自己的审美（比如喜欢《教父》）被同龄人视为“过时（老登）”，这让我感到迷茫。我想用电影影响世界，但这是否也是一种过时的执念？
陀螺：作为制片人，我有时会提醒导演某些内容在当下舆论环境中，可能存在“危险”或争议，但最终决定权在导演。回到你的问题，不要因为担心自己“过时”或与周围人不同而自我怀疑。不要预设观众的反应，也不要进行自我审查。如果你有想写的东西，先把它写出来。是不是“过时”，等剧本出来后再讨论，现在担心为时过早。
Q2：我参与了“金鸡奖”的华为影像计划，看到很多同龄人熟练使用AI创作。随着AI发展，导演是否还需要学习灯光、美学等传统技术？观众还需要非AI的电影吗？
贾樟柯：我是AI创作的使用者之一。目前AI发展迅速，已介入电影制作的全产业链——从资料收集、分镜生成、海报设计，到辅助剧本创作。它像一种新技术发明，是中性的，我们应该拥抱它而非排斥它。
我常把电影创作比作运动：AI创作像“下棋”，你坐在家里通过指令就能完成；实拍电影像“越野”，你需要登山、涉水，需要体力和对真实世界的触碰。最终，即使你在屋里用指令生成影片，你对叙事、影像造型的判断力，依然源自传统电影的经验，源自那130年的电影史。理解了AI，反而会让你更深刻地理解“人的唯一性”和实拍电影的可贵。不用担心，传统技术和AI会并存。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格选择是“下棋”还是“越野”。
Q3：我曾参与青葱导演吕博文《童幡》的拍摄，深受其鼓舞。但在创作学生作业时，我陷入了纠结：做电影究竟是应该追求深刻的“表达和意义”，还是只要拍得“好看、好玩”就行？
贾樟柯：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论很多理论，但一旦进入创作状态，这些都不该是问题。如果在写剧本时，你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灵感而兴奋，那就抓住它。至于它有什么“意义”，这往往不是创作者在行动前该考虑的。意义是作品进入公共视野后，由观众和时代赋予的。如果你在行动前想太多意义，反而会失去坐标。
我想说，电影人，尤其是导演，应该保持一点“年少轻狂”。我刚拍电影时，也没想过世界需不需要贾樟柯的电影。我觉得“世界需要”，我就去拍了。导演在某种程度上是银幕上的“造物主”，我们在无中生有地创造世界和情感。在这个层面上，大家可以稍微“轻狂”一点，大胆去行动。
王红卫：时间到了。我代表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和青葱计划，再次感谢到场的所有院校师生及合作方。
贾樟柯：最后补充一下，接下来我们将放映第九届青葱计划十强学员使用华为手机拍摄的创意短片，特别感谢华为对青葱计划短片环节的支持。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