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高自在平凡处，艺湛无痕立意功

——纪念谢铁骊先生诞辰100周年

文/王孺童

外公谢铁骊先生已经去世十年了，在当年的“追思会”上，我曾作过一个发言，并从三个方面简要回顾了外公的一生。今年适逢外公诞辰百年之际，作为家属孙辈，理应再对他的党性信念及艺术成就进行追忆。

外公作为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的领军人物，与同时代导演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在进入电影界工作之前，从未接触过电影。他生前曾多次讲过，自己这一生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解放前是入党参军，解放后是进入电影界工作。他本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系统学习过与电影相关的理论知识，完全是靠硝烟熏染、战火淬炼以及刻苦自学，最终成长为一名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文艺工作者。

外公是党和部队培养的文艺干部，对党的信仰与忠诚贯穿着他的一生。他自幼受家庭影响，对党和革命充满向往。他的父亲谢宝琨曾以自家货栈为联络点，多次掩护来淮阴进行秘密工作的我党同志，其中就有后来曾担任过周恩来秘书的卫生部原副部长杨纯。提到周总理，外公母家与周恩来母家是世交，外公的母亲王氏家与周总理的母亲万氏家，在淮阴均属于大家族，周总理幼年就曾寄住在万家。万氏家族三代都精于治水，周总理的舅舅万筱庵与外公的外祖父同在里河厅任职。

他的长兄谢冰岩先生是中共早期党员，也是我党新闻工作的先驱者之一，曾任新华社总社第一任秘书长。1940年，谢冰岩就将外公送入由刘瑞龙（刘延东之父）创办并兼任校长的“淮海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次年学校解散），成为外公进入革命队伍的实际引路人。正是有了这段不长的学习经历，结识了从江苏宿迁来该校学习的王遐，也就是我的外婆。（外婆与外公同岁，都是属牛的，相差不到一个月，马上就要过百岁生日了。）不久之后，外公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外公与外婆一同奉调进京从事电影工作，自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毕生热爱的电影事业。

外公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第一，他是电影教育事业的奠基者。1950年，外公奉命负责筹建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后来担任该所首届党支部书记及演员一班主任教员。1951年，研究所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外公任演员系副主任并亲自授课。当时从全国招收了共46个学生，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张圆、庞学勤、安震江、任颐、刘世龙、印质明、张辉、杨启天、林汝为、谷毓英、杨洸、苏剑锋、郭艺文、孟宪英、孙静贞、叶琳琅、徐迅行、卢敏、戴光晰、石毓钧等。

第二，他是电影事业发展的推动者。外公作为业务干部，除了完成好导演的本职工作外，还肩负了大量的行政工作。从1953年至2000年后，外公先后担任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常务副团长、文化部电影局党领导小组成员、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党委书记、艺术委员会主任及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艺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对电影工作的日常管理及未来发展等都付出了极大心血。在外公当选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期间，多次担任“金鸡奖”评委会主任，并带团出访香港、澳门、台湾及欧美等地，推动了两岸三地及国际电影的交流互鉴。外公还担任过二十多年的全国人大常委，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始终积极为电影事业的改革与发展献计献策。他曾于1995年提交关于尽快制定“电影法”的议案，是最早呼吁电影立法的人。他又在90年代初的多个会议上，提出中央应该将北京的制片企业和发行公司合并起来，成立一个电影总公司，统一经营管理；各省组成同样的电影公司，与总公司保持业务联系，最终促成了1999年五家大型国有电影集团的建立，完成了国家对各电影制片厂的优化重组。

第三，他是多类型多题材的驾驭者。外公于战争年代就曾编创过多部话剧和京剧，在他后来编导的几十部影片中，有纪录片，如《翟泉大学》、《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未完成）；有戏曲片，如《智取威虎山》；有黑白片，如《暴风骤雨》。就故事片中，又有战争题材，如《无名岛》、《今夜星光灿烂》；有历史题材，如《知音》；有民族题材，如《穆斯林的葬礼》；有现实题材，如《包氏父子》、《天网》；有鬼怪题材，如《古墓荒斋》；有武侠题材，如《五鼠闹东京》（未投拍）。他既擅长细节刻画来展现人物内心，又能采用多线开合来进行宏大叙事，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创作风格。

第四，他是诸多电影第一的创造者。例如，第一次在电影中出现毛泽东与周恩来形像，是他于1978年执导的《大河奔流》，由于是之扮演毛主席、王铁成扮演周总理。又如，第一部参展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中国电影，是他于1963年编导的《早春二月》。再如，中国最长的电影，是他于1985年至1990年编导的《红楼梦》，共六部八集，总时长735分钟。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段特殊的时期，外公是唯独没有停止艺术创作的电影导演。在他于1970年拍摄了第一部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后，直至1975年，还先后拍摄了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现代京剧《龙江颂》、《海港》、《杜鹃山》以及故事片《海霞》。

第五，他是电影科技创新的探索者。外公十分关注国内外电影科技的发展动态，当看到国外将电脑技术用到电影特技上时，立刻让我帮他寻找推荐相关技术人员。在他编导的《聊斋·席方平》中，就聘请清华大学下属科技企业，制作了有关地狱受刑等特技效果。

第六，他是新人后辈演员的提携者。外公经常选用北影厂人员搭建剧组，除了他本身就是北影厂导演这个原因外，这些被戏称为“老班底”的主创人员，与他都有几十年的合作经历，相互之间早已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但在演员的选取上，外公从来不局限于影视演员，敢于起用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演员，以及像京剧、昆曲、越剧、评剧、话剧、相声等没有拍摄过电影的演员。以电影《红楼梦》为例，饰演蒋玉菡的徐守莉为京剧演员，饰演秦可卿的何晴、饰演袭人的邢金沙为昆曲演员，饰演贾宝玉的夏菁、饰演林黛玉的陶慧敏、饰演妙玉的何赛飞、饰演晴雯的李勇勇为越剧演员，饰演刘姥姥的赵丽蓉为评剧演员，饰演薛蝌的王斑为话剧演员，饰演茗烟的刘伟建为相声演员。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对于这些年龄上隔代且经验不足的青年演员，外公都是以和缓的语气，详细耐心的反复说戏，使他们能够打消紧张情绪，更为松弛自然的完成好镜头前的各项表演工作。这些演员得益于与外公的首次“触电”，很多在之后的艺术道路上成名成家。其中耳熟能详的，就有《海霞》中饰演小海霞的蔡明，《古墓荒斋》中饰演娇娜的周迅，《聊斋·席方平》中饰演席方平的沙溢等。

第七，他是电影艺术极致的推崇者。虽然说电影是一种遗憾的艺术，但外公在进行电影创作时都会尽可能的追求完美。他在题材的选择上，从来不会一味迎合时风，更不会被经济利益所裹挟。像上世纪60年代的电影创作，大都以“反特、战争”及树立各行业“英雄”为题材，而他于1963年编导的《早春二月》，确如一股清流，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特殊的时期，他虽然囿于拍摄“样板戏”的规定任务之中，但仍突破万难编导了《海霞》。在那之后，电影界掀起“伤痕、反思”的创作热潮，而他于1983年选择编导了《包氏父子》，“老包”那种“望子成龙”的执念，至今在很多父母看过电影后仍有很大共鸣。其实，他对“特殊十年”有着深刻的思考，生前一直想拍一部如实反应那段历史的电影，只是后来未果。

外公对于电影创作的热情，从来不因年龄及身体状况而有丝毫消减。他完成的最后一部电影，是于2000年编导的《有钱的感觉》，其时已年过75岁。在剩余的晚年生活里，虽然不再拍片，但他还是会经常翻看各种古今中外的小说，构思哪些内容可以被改编成剧本。外公作为知名的大导演，无论出席社会活动、接受媒体采访，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从他身上看到的永远是平和内敛。一个人能否功业成就，除了天赋和造诣外，内在的德养更为关键。外公用一生的行仪，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德艺双馨”。

外公生前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剧作，很多内容都已经单独出版，但还有一些像“日记、剧本”等手稿文献未能整理。希望在各方因缘具足之时，能够出版一套全集，将外公的艺术遗产泽被后世。

我于外公去世之时，写了七首缅怀诗，今取第一首《悼外公》以作结尾：

幼教相随影画中，音容笑貌镜成空。

德高自在平凡处，艺湛无痕立意功。

何期百岁留形迹，总念荧屏挂铁翁。

病榻犹牵家国泪，丹心热血化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