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12月27日是谢铁骊导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特别策划系列专题，回顾谢铁骊导演的生平和重要作品，梳理他为中国电影留下的珍贵遗产，以示怀念。

《早春二月》是谢铁骊导演的代表作。这部电影改编自左翼作家柔石的小说《二月》，描绘了青年知识分子萧涧秋在1926年大革命前夕的江南小镇芙蓉镇任教的生活，以江南诗意的中式美学和深刻细腻的人性挖掘著称，是“十七年电影时期（1949-1966）”的文人电影典范。上世纪80年代，香港影评人重新挖掘内地电影，《早春二月》被评为“最美的电影”之一。

在接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采访时，导演谢飞、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陈山均表示，《早春二月》是谢铁骊艺术生涯中一次“超越时代”的自觉实践。无论是现代性的电影手法还是有个性的女性形象，影片在很多方面都是“十七年电影”时期鲜见的。很多人认为，这部影片是谢铁骊个人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当时我国电影的一次重大突破。

而谢铁骊口述实录《两步跨生平》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付晓红也希望向年轻观众推荐《早春二月》，因为它是一部民国的“青春片”。“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苦闷和迷茫，影片拍的是五四那一代青年的迷茫，也拍出了谢导青春的迷茫。”付晓红说，“当我们被当下的情境包围，就会看不清现实。看老电影，看看100年前的人的青春，会让我们获得一种时间感，这种时间感能治疗‘近视’，得到远见。”

值此谢铁骊导演诞辰百年纪念之际，让我们拂去历史的浮尘，重新走进这部曾在大时代中显得格格不入、如今却愈发清新且醇厚的《早春二月》。

春晖初现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电影时期，工农兵主题是主流，讲述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早春二月》跟同时期的电影完全不同。犹如一粒种子发芽，需要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在那个年代，一部有突破意义的电影作品，也需要适宜的政治氛围。

谢铁骊筹备《早春二月》的拍摄始于1961年。电影评论家马德波曾形容，“《早春二月》不产生于‘大跃进’的1958年，也绝无可能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1964年。它不失时机地在1961年发了芽，1962年生了根，1963年上半年开了花，灌了浆。到霜降时节，它已经籽粒饱满了。”

1961年政治气氛稍有解冻，经过了反右、中苏关系破裂、反帝反修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共和国伤痕累累，迎来革命的间歇期。在1961年的“新侨会议”上，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亲临会场，严肃批评了文艺工作中的坏风气，提出要“寓教于乐”，带来了宽松的文艺政策和民主风气。

当时谢铁骊的《暴风骤雨》在“新侨会议”上放映，反应良好。谢铁骊在口述实录《两步跨生平》中回忆，“这个时候，厂里好像奖励我似的，让我带家属到北戴河疗养，我就带着一摞书去看书，最后我感觉柔石的《二月》可拍。当时受到周总理的鼓励，我就决定改编《二月》。”

谢铁骊本人创作观念的转变在这个时期也已完成。因国内反响热烈，《暴风骤雨》被选送参加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然而，影片最终铩羽而归。那次经历给了谢铁骊巨大的触动。在电影节上，他看到了东欧和苏联电影对人性与人情的细腻关注，反观当时的国产电影，虽然政治立场坚定，却因过度强调阶级斗争而显得“硬邦邦”的。当时，一部苏联电影《未完成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一个瘫痪的人被爱感召而重新站立起来。这让他反思，我们中国的电影太缺少这种人情、人性的东西。

谢铁骊想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创作动机大约在十年前就已经产生了。电影评论家马德波曾采访谢铁骊，他说，在五十年代初担任行政工作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其中他特别喜欢《二月》。

尽管这在五四文学中并非显赫名篇，但书中人景却与他的生命经验发生了奇妙的重叠：他在主人公萧涧秋身上看到了长兄、挚友甚至自己的影子，更在抗战时期接触的热血青年中找到了书中进步精神的回响。再加上作为江苏淮阴人，江南小镇也是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的环境，对作品中的人物和环境有着天然的熟悉感。正是这种亲切感和共鸣感，促使他最终决定将这部作品搬上银幕。

“我在选择剧本的时候，并不是以呼政治口号为基础，而是寻找故事本身所包含的哲理。究竟能给人什么启迪呢？总是能给人家一种启迪，让观众看了，陶冶他的情趣，促进他的思想发展。”谢铁骊曾回忆道。

春回江南

在《无名岛》《暴风骤雨》两部命题影片之后，谢铁骊终于有机会拍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

征求时任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的意见后，谢铁骊开始着手改编《二月》。

1962年2月，影片剧本完成，北影厂同意拍摄。在演员的挑选上，谢铁骊首先提议用孙道临，他浓郁的文人气质、忧郁的目光以及平静外表下涌动的激情，与萧涧秋一角非常相似；女演员则定了刚刚凭借《青春之歌》名动全国的谢芳，她身上那种奔放不羁与孤傲落寞交织的性格，恰好能赋予陶岚鲜活的灵魂。再加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红极一时的上官云珠、与胡蝶同时出道的武打影星范雪朋，《早春二月》的演员阵容可谓强大。

巧合的是，在出演前，谢芳跟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在北戴河疗养，夏衍得以看到了《二月》的剧本初稿。他觉得这个剧本有很大优点，建议把片名改成《早春二月》，增加“早春”二字，更富寓意和诗意，意思是春天要到了，但是春寒还未尽，比喻当时的时代背景；夏衍又仔细地帮助谢铁骊修改了分镜头剧本，在160多个镜头处做了精心批注，像一位严谨的导师。后来，他更在拍摄间隙深入剧组，通过座谈会的形式，耐心地向演员们讲述那个时代的背景。

关于电影的结局，夏衍也找谢铁骊谈过几次，他建议结尾不要太具体，可以更开放，给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结尾萧涧秋走以后，不必登轮船了；陶岚可以追，就可以结束了。”后来，谢铁骊把陶岚这组镜头着重渲染：“有个镜头是摄像机跟着她跑，都是竹的篱笆，像一个笼子一样，意味着陶岚在芙蓉镇等于在一个樊笼中间。她要解放自己，冲出去。最后陶岚奔上了大桥，机器一直跟摇，摇到天空，结束。至于她追上没有，追上以后怎么办？就让观众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想象。”

1963年3月，《早春二月》正式在苏州开拍。10月，影片制作完成，受到北影厂内外的好评。谢铁骊的艺术理想和创作激情，在这部影片中表达得淋漓尽致。“片中有时间的乡愁（民国），空间的乡愁（江南小城），也有他理想人格的投射，以及他的艺术追求。人格即风格，这句话在这部电影中完全体现出来了，”《两步跨生平》作者付晓红在书中写道。

野渡无人

在导演谢飞看来，《早春二月》不再以单一的阶级论套人物，而是细腻地勾勒出萧涧秋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捕捉到了其因同情而欲娶文嫂时那抹人性深处的闪光。

“《早春二月》的风格跟同时期电影都不一样，它不光是服务时代、歌颂时代，还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导演的艺术理想追求，但这种理想追求不是离经叛道的，而是在这个大的目标底下的艺术个性的一种完美体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电影史学家陈山评价。

陈山出生于40年代，高中时，他从父亲订阅的《上影画报》里看到了《早春二月》里萧涧秋的剧照：中式长衫、黑色围巾，非常有五四新青年的味道，“我觉得萧涧秋是中式美男子的典范，他身上有中国式的男性美。”他笑着回忆，自己从高中到研究生都在模仿萧涧秋的衣着装扮，甚至连走路都在刻意模仿。

陈山认为，在谢铁骊的镜头下，萧涧秋与陶岚在桃花源中漫步背影的处理，有着早期中国电影《桃花泣血记》（卜万苍导演，阮玲玉、金焰等主演）的影子，“这不是外国电影，而是中国电影的表现手法。”

更重要的是，《早春二月》还拥有十七年电影时期鲜见的现代性。在陈山眼中，《早春二月》使用了很多现代的电影手法，比如一开始孙道临出场的长镜头，它不像后来第五代导演那样凸显形式，而是将现代性揉进了叙事里。“我觉得电影的现代变革，实际上从第三代导演就开始了，他们早于第四代，也早于第五代，”陈山说。

另外，在那个强调集体与奉献的年代，谢芳饰演的陶岚惊世骇俗地继承了30年代“新女性”的血脉。

小说《二月》的架构深受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影响，讲述了一个典型的“多余人”闯入封闭庄园的故事。那个高傲的、谁也瞧不上的陶岚，遇见了外来的现代知识分子萧涧秋，两人在精神的高地上相遇，尽管结局是男性的离去，但他却唤醒了沉睡的女性意识。“陶岚这个人非常有个性，非常自我，她的美是内在美、气质美。”陈山说，“谢铁骊强调了女性的个性。”

陈山提出，这部电影是以《小城之春》为代表的文人电影在新中国时期的延续。他说，“在我心中，中国电影史上矗立着两座不可替代的高峰：一座是《小城之春》，另一座便是《早春二月》。”如果说《小城之春》的美带着一种压抑的窒息感，那么《早春二月》则在“十七年”电影的底色中，透出了一抹难得的亮色与温情。

乍暖还寒

1963年6月左右，《早春二月》仍在拍摄过程中，谢铁骊记得妻子王遐给他写封信，告诉他：现在中央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下，我犯愁了。后来我想，这个厂里并没有让我停。我还是坚决拍下去。”谢铁骊回忆说。

这部倾注了谢铁骊心血的作品，在诞生之初却遭遇了凛冽的“倒春寒”。1963年影片完成后，并未如期公映，反而在1964年被定性为“大毒草”，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批判的理由是影片“美化了小资产阶级”，即由于其太讲究艺术性，反而被认为是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

谢铁骊说，“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跟人开玩笑，我说要是没有这个红头文件啊，《早春二月》没有（办法）上演这么广泛。幸亏没改，一改，这个片子就支离破碎了。”

在口述实录中，谢铁骊回忆起那段日子，语气虽然平和、幽默，却难掩当时的惊心动魄。他提到，当时许多文章连篇累牍地攻击他，文革时被打入牛棚，甚至连他在新四军的革命经历也被“忽略”了。

但即便在那样压抑的环境下，谢铁骊依然保持着一种难得的沉默与坚韧。付晓红在接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采访时说，“谢导情绪不外露，不证明他没有情绪。身体会说话。《早春二月》被激烈批斗时，他发着高烧做检讨。所以，他有强烈的情绪，他只是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别人，这是出于涵养和自尊。也就是说，这种情绪的稳定性，内心的强大，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是在生活中慢慢练就的。”

谢铁骊没有违心地自我践踏，而是相信时间的公正。他只是想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与追求：

“我拍《早春二月》主要从思想、内涵、哲理欣赏着手的，并不是说讲了一个爱情故事，主要从哲理出发。因为当时青年人包括柔石自己，主要的抱负就是要投向什么地方，找出路，青年人的出路在哪里，家庭婚姻在他的生活中是一个次要的。找出路，包括大家族的子女，地主家庭的，或者有钱家庭的子女，他受进步思想影响，也出来参加革命，到延安的也有。”

付晓红也想向年轻的观众推荐《早春二月》：“因为它是一部民国的青春片，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苦闷和迷茫。影片拍的是五四那一代青年的迷茫，也拍出了谢导青春的迷茫。整部影片有一种悲伤的基调，清新的诗意。当我们被当下的情境包围，就会看不清现实。看老电影，看看100年前的人的青春，会让我们获得一种时间感，这种时间感能治疗‘近视’，得到远见。”

如今，当我们再次在银幕上看到萧涧秋毅然投身革命洪流的背影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角色的觉醒，更是谢铁骊导演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对艺术真理的守望。

本文部分内容和图片引用自《两步跨生平：谢铁骊口述实录》（付晓红著）及《论谢铁骊的导演艺术》（马德波著）

  撰文/吴明昊 李慧琪

编辑/万佳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