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12月27日是谢铁骊导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特别策划系列专题，回顾谢铁骊导演的生平和重要作品，梳理他为中国电影留下的珍贵遗产，以示怀念。

谢铁骊出生、成长于战争年代。晚年回首，他将自己的一生精炼地概括为“两步跨生平”——第一步是15岁参军，跨进革命队伍；第二步是25岁从部队调到电影局、34岁拍出自己的电影长片首作，跨进电影界。

“第二步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因为一个连电影几乎都没看过的人来到电影界，其实是从新开始，从零开始。”谢铁骊口述实录《两步跨生平》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付晓红说。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中国电影史学家陈山这样评价谢铁骊与他的同代导演，“他们首先是革命者，后来才是艺术家。在经历了革命风雨洗礼之后，他们是带着理想主义和使命感投身电影界的。”

1959年，谢铁骊拍出了自己的首部导演作品《无名岛》；两年后，他完成了影片《暴风骤雨》，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站稳脚跟。从革命战士到一位广受认可的电影导演，这一路，他如何走来？

49年的谢铁骊

炮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文艺兵

1940年夏末的一天，日军已经进入江苏淮阴城。15岁的谢铁骊穿着旧蓝布长衫，半旧的黑色力士鞋，跟在他骑着大马的长兄后面，去参加革命。他只背了一个小包袱，收拾了几件衣服。父母亲没有难过，也没有千叮万嘱，仿佛儿子只是出一次远门。

这一天，他跨出了人生的重要一步。此后的十年，谢铁骊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炮火硝烟中度过了青春岁月，成为一名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文艺兵。

谢铁骊没有显赫的家世，他的爷爷曾是当地捉拿贩私盐的营长，到了父辈一代，家道中落，生活清贫。家人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长兄谢冰岩——他是早期地下党员，被捕入狱七年，当时正在上小学的谢铁骊晚上常去给哥哥送饭。

多年之后，谢铁骊回忆说，因为哥哥是共产党员，少年时代的他就由于同情哥哥，模模糊糊地对共产党产生了一种好感，这更多源于感性的爱屋及乌，而不是理性的思想认识。在谢铁骊准备上六年级的那个夏天，日本人轰炸了县城，学校停课，于是他跟着长兄参加了新四军。

在革命年代，谢铁骊没有机会上中学，但他热爱阅读、热爱学习。他最早的阅读启蒙始于长兄——谢冰岩是抗日救亡报纸的副刊主编，常带回来一些别人的投稿和新文学的书，而谢铁骊则是热心的读者，之后被他改编成电影的张天冀小说《包氏父子》也是在那段时间看的。正如导演谢飞的评价，谢铁骊是一个“很能自己学习、很聪明的人，他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完全是靠自学。”

参加革命后，谢铁骊先在新四军淮海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后来被分配到淮海剧社。这一时期，他爱上了戏剧，热衷于阅读各种剧作、文艺小说和农村流行的小唱本。他当时主要阅读田汉、于伶、夏衍、宋之的、陈白尘的作品，尤其喜欢鲁迅，熟读小说集《彷徨》、《呐喊》。

淮海剧社后来改叫淮海军分区文工团，谢铁骊当了五年团员。凭着敏锐的才思和极强的组织能力，他年仅20岁就担任了文工团团长。战地文工团流动性大，任务紧迫繁重，谢铁骊演戏、导戏、唱歌、拉胡琴、吹口琴样样都干。在《两步跨生平：谢铁骊口述实录》里，他说，“在战地排戏紧张而有趣。天上飞机轰炸，地下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而我们排演进度却特别快。排节目必须赶时间，因为部队打仗下来，休整时间很短。”

文工团乐队集体照

在文工团期间，谢铁骊很快展现出了创作才华，他一共创作了八个剧本，包括两个现代京戏、一个独幕剧、五个多幕剧，大家都称他是“战地才子”。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创作条件艰苦，创作话剧《海城起义》时，正是炎热的夏季，白天太热，夜间比较凉快，谢铁骊就利用夜间赶写剧本。农村里一到夜晚蚊子特别多，好心的通讯员为他用扇子驱赶蚊虫，他又于心不安，便穿上双层衣裤以防蚊虫叮咬，可是大热天穿多了热得全身大汗淋漓，实在受不了。后来几个队员帮他想办法，在外面大树底下挂一个帐子，里面点着煤油灯，他就在帐子里面，两条腿泡在水桶里的凉水里。最后，他在树下帐篷内用七个夜晚完成了话剧。

紧张的创作背后，残酷的战争才是生活的主线。在口述实录里，谢铁骊回忆：“有人朝城墙上爬，人往上冲，往下掉，有的战士死了，被烧焦了，像个影子贴在墙上。我们文工团也做后勤，让民工抬烈士的尸体，一个个往一起堆。一开始还有棺材，后来也没有了，就用老百姓的门板，四块钉起来，后来就用布缠起来。要并排放在一起，不能摞起来。一次战争之后，牺牲多少人清点以后，就把这个班剩下的人分散开去。彼此谁也不知道谁的消息。用刚俘虏的战士补充上去。他们从来也不谈某某牺牲了，某某受伤了。”在战争过程中，谢铁骊目睹了很多战士的伤亡和牺牲，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从“土台子”到北影厂

建国前后，文化部电影局为了增加文艺界的工农兵成分，向部队抽调了一批文艺骨干，其中就包括谢铁骊。

1950年2月，谢铁骊与战友们穿着一身土黄色的厚军装来到北京——当兵十几年，他们没有便装，一行人的军装和漂亮的羊市大街大四合院并不协调。

在口述实录里，他这样回忆自己去电影局报道的场景：“那时候，电影局对我们这些人不太欢迎，调来这些人都是土台子出身，文化水平也不高，电影连看都没看过，怎么弄呢？”

当时，调到电影局的文艺人士包括三部分：解放区延安的、部队的、国统区老上海的。用谢铁骊妻子王遐的话说，部队来的是最土的，谢铁骊在里面并不起眼。

这是谢铁骊人生中跨出的重要一步，而他的心情显然是失落的。付晓红在《两步跨生平》里写道，“我注意到谢铁骊谈论战争和部队的事情时，是轻松而且无忧无虑的，行军、打仗、写剧本、演出、打疟疾、生疥疮，在他都不算什么。但谈到刚来北京这一段，他略略有些沉重了。”

“后来我们就不谈自己什么革命战争历史，就从头开始了。”谢铁骊在口述实录中回忆。

一开始，谢铁骊先到电影局艺术处做采访员，帮助编剧收集资料。后来，他被安排参与筹备建立“表演艺术研究所”，也就是现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在那里，他当了三年戏剧教员，翻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书，边自学边教课，现看、现学、现卖。为了弥补自己在文化方面的不足，研究所的每一堂课和专家、导演们的讲座，谢铁骊都去听：他既是老师，又是学生。

“事实上，包括谢铁骊在内的建国后那一代‘十七年导演’大多出身工农兵，他们对艺术的刻苦投入，在世界电影史上都极为罕见。”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中国电影史学家陈山评价。“他们是理想主义的一代人，他们进入电影界时，是带着使命感的——党信任他们、让他们进入电影界，因此，他们一定要把这事做好。”

那段时间里，谢铁骊读了很多书——他一个月的收入是42块钱，大半工资都用来买书。他读了大量“五四”以来的文学名著，以及契科夫、巴尔扎克等等外国作家的小说。同时，他也开始大量看电影。他的妻子王遐当时供职于中国电影公司发行处，有机会审查一些过路国外影片，而谢铁骊常常去看。

1953年，北京电影演员剧团成立，谢铁骊出任常务副团长；3年后，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划归北京电影制片厂。在搞行政和搞创作之间，谢铁骊果断选择了创作：“我趁这个机会,不做行政,当副导演了。”

此后，谢铁骊作为副导演，陆续参与了水华导演的《林家铺子》等影片的拍摄工作。“做副导演的时候，我在实践当中学到不少东西，”他回忆。就这样，几乎用了十年的时间，谢铁骊才从行政回到创作。

迎来《暴风骤雨》

1959年，34岁的谢铁骊终于独立执导了自己的长片首作《无名岛》。而第二年，他就迎来了自己导演生涯的一次大考——将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搬上银幕。

《无名岛》剧照

这是一部描写1946年东北农村土地改革的宏大史诗，政治性强，场面宏大。对于当时资历尚浅的谢铁骊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但也是一次“本色出演”，因为他太熟悉那种暴风骤雨般的斗争生活了：抗战时期，他随部队参加土改，上世纪50年代在表演艺术研究所当教员时，他又带领学员在湖北汉阳地区深入土改一线，从“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到动员贫下中农分土地、分浮财，斗地主恶霸等，都有亲身体会”。

然而，在筹备阶段，谢铁骊做出了一个在当时颇为“反潮流”的决定。

60年代初，彩色胶片已逐渐普及，此前好评如潮的《祝福》《林家铺子》均为彩色片。但谢铁骊认为，要展现土改时期东北农村那种苦难的环境、沉郁的气氛以及赵玉林等翻身农民淳朴真挚却又悲壮的情感，彩色片过于艳丽，唯有黑白胶片强烈的色差对比，才能创造出凝重的历史沧桑感。

谢铁骊喜欢在拍摄前做好充足的准备，拍什么片子，就要调那个年代差不多的片子来做参考。拍《暴风骤雨》时，他参考的是水华导演的《土地》，还看了一些关于东北方面的纪录片。他也让演员、化妆、服装、道具看了很多东北的风俗服装。

为了追求极致的真实，要求剧组上下必须“下生活”。主演于洋（饰演肖祥）曾回忆道，当时谢导的艺术要求简直可以用“事无巨细”来形容，“我演的肖队长，里边穿军装，外面穿棉袄，他的绑腿怎么打，帽子的戴法，枪在身上的挂姿，一一都有生活的根据。”

1960年深秋，《暴风骤雨》摄制组北上牡丹江横道河子。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谢铁骊不仅要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面对极其复杂的拍摄调度。

《暴风骤雨》剧照

《暴风骤雨》中拍摄一个大场面，其中有一场，翻身农民参军后，有一个大行军的场面。画面的上方是一列急速行驶的军用专列，下方是四路纵队的行军部队和支前民工。由于火车不可能往返调度，这个镜头只能拍摄一次。因此对火车离站时间和部队开始行进的时间，都进行了精确的计算，确保火车和部队能够同时进入画面。这要做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

在那个年代，谢铁骊导演展现出了极高的视听追求。在接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采访时，谢飞导演特别提到影片里一个至今仍令他印象深刻的段落：当英雄人物赵玉林牺牲时，导演并没有简单处理，而是运用了极其讲究的仰拍长镜头，将赵玉林坚毅的目光、沉重的脚步和激动的内心一气呵成地呈现出来，将悲剧氛围渲染得淋漓尽致。

拍完外景回到北京，谢铁骊准备甩开膀子，把内景尽快完成。可这时突然厂子里来了消息：谢铁骊暂停导演工作，崔嵬导演接手，除于洋外换掉所有演员，用彩色片重拍。原来，外景样片洗印出来后，得到了时任北京市文教书记陈克寒的充分肯定，厂里面觉得《暴风骤雨》会成为重点影片，为了“加强力量”，才做出了上述决定。

拍摄之初，就有一位领导担心“谢铁骊没准打个臭子”，如今，拍得好反倒也成了“不好”了，连导演都没得干了。于洋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段时间，谢铁骊沮丧到了极点，饭堂也懒得去，总是到我家来煮面条吃。”

后来，谢铁骊思索了再三，壮着胆子给陈克寒写了一封信。不久，陈克寒就来了指示：“我看还可以嘛，虽然影片没有最后完成，只是些样片，我们已经很受感动了！这片子按其内容来说，黑白也可以。”这样，谢铁骊才得以继续拍内景戏。摄制组全体人员齐心协力，终于在1961年5月宣告完工，前后拖了一年多的时间。

1961年，《暴风骤雨》上映，观众反响热烈。原著作者周立波也盛赞影片“再现了一种雄伟的、激动人心的气派”，认为谢铁骊“不拘泥原作，富于创新的精神”，特别在“取舍情节，突出主要人物，渲染战斗气氛等方面，导演花了不少心血”。

凭借此片，谢铁骊在北影厂站稳了脚跟，成为北影厂最出类拔萃的年轻导演，并拿到了通往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入场券。然而，这次国际影展之旅，却成为了谢铁骊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虽然《暴风骤雨》在国内口碑极佳，制作精良，但在国际舞台上却铩羽而归。谢铁骊开始了反思，这次契机也促成了他艺术观念的转型，《早春二月》在几年后横空出世。

本文部分内容和图片引用自《两步跨生平：谢铁骊口述实录》（付晓红著）及《元茂屯土改风云录》（青溪著）

   撰文/吴明昊 李慧琪

编辑/万佳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