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12月27日是谢铁骊导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特别采访曾与他协力合作、亦师亦友的谢飞导演，聆听谢飞记忆深处的往事，以此寄托我们对谢铁骊导演的敬意与怀念。

谢飞是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中坚力量与领军人物，曾以《湘女萧萧》《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益西卓玛》等一系列深具人文温度与艺术厚度的电影作品享誉国内外。

上世纪70年代，在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实习后，谢飞先后在谢铁骊的影片《杜鹃山》与《海霞》中担任场记和副导演。他说，谢铁骊是自己走出校门后的第一位“专业老师”。1978年，当谢飞与郑洞天导演联合执导他个人的首部电影《火娃》时，亦曾得到谢铁骊导演的指点。

1994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成立后，谢铁骊与谢飞共同进入第一届导协领导机构：谢铁骊担任会长，谢飞则与谢晋、吴贻弓、张艺谋共同担任副会长。二人由创作现场的“师生”与同事，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同行者。

以下是谢飞对谢铁骊导演的回忆和讲述：

“导演的手艺，就是描绘与渲染”

谢铁骊导演是我从电影学院走向社会的第一个专业老师。

1974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当时，虽然顶着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生的名头，但我还没正式投入到电影创作实践中。有机会进入北影厂实习后，我跟的第一部戏便是谢铁骊导演的电影《杜鹃山》。当时他是拍革命京剧样板戏电影的主要导演，拍了八部中的五部，《杜鹃山》是我认为拍得最漂亮的一部。

在《杜鹃山》剧组，我做场记。剧本是现成的，电影需要把录像带里舞台搭的场景还原到摄影棚来。谢铁骊导演很重视前期筹备，印象中，我们在招待所分镜头就分了一个月。我主要负责画草图、整理分镜头台本，然后油印给大家，还参与了配音和配锣鼓点。至今，我还保存着分镜头的台本稿。

当时，样板戏快拍完了，谢铁骊他们就提出“不能永远没有故事片”，周总理也同意了；于是他们开始拍摄故事片《海霞》，我去做了副导演。《海霞》改编自一本女民兵小说，剧本由谢导自己改编，但因为还需要兼顾样板戏工作，他无法挂帅，影片改由钱江、陈怀皑、王好为三位导演联合执导。《海霞》在福建军营里拍摄了三个月海边的外景，谢铁骊导演中间来过一次，但他还是整个电影的主要灵魂。

有次我问他，“导演究竟是干什么的？”他跟我说了简单的四个字：“描绘，渲染”。直到现在，我还经常跟学生讲他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让我至今印象深刻。谢导说，剧本只是一页纸、一场戏，导演的任务就是动用一切手段，将银幕所需的气氛、情感“描绘”出来；而在故事的流动中，情节有那么多，何处需要突出，何处需要浓墨重彩，这便是“渲染”。当时，我还想，就这么点？谢导却告诉我，主题与人物是根基，是剧本应该解决的，而导演的手艺，在于如何将这四个字落地。

跟随谢导，我不仅积累了两部戏的实战经验，更将摄制组内、外景工作的传统规矩学到了。《杜鹃山》有一场竹林的戏，他看了觉得不成，因为那个竹林是人造的，当时找来的北方竹子他也不满意，后来专门从南方运了几百棵大竹子到北京的摄影棚里。那个年代用胶片拍摄，棚内棚外各占一半，甚至棚内更多。如果想把人物拍得漂亮一点，那一定要在棚里拍——现在翻看五六十年代好莱坞的经典影片，任何一个近景都像是照相馆拍的，轮廓光、主光、副光、眼神光都要打出来，外景无法做到。

正是有了这些经验，我就开始和郑洞天计划做我们的第一部长片《火娃》。那个时候，北京电影学院还挂在北影厂下面，拍片需要北影艺委会讨论。我们这部黑白片拍完回来一剪接，才68分钟；而正常来说80分钟以上才叫长片。谢铁骊、水华等艺委会领导看完之后，谢铁骊说了一句，“看来，用胶片写剧本是不成的。”后来，我们又编了15分钟的戏补拍。

对我而言，谢铁骊导演是帮助我完成从学生到导演身份蜕变的老师。我后来拍电影的时候，导演台本都会做得特别细致认真，其实这就是延续了《杜鹃山》和《海霞》时候的做法，那个时候的导演实践对我还是很有帮助的。

从自学成才到艺术反思

谢铁骊导演身上存在着一种反差。一个15岁参加革命，在革命队伍里摸爬滚打长大、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战士，日后却展现出很高的文化修养，全靠自学成才。

在他的回忆录《两步跨生平》里，“第一步”是参加革命。谢铁骊15岁就参加了新四军，搞革命宣传，打快板、写活报剧和舞台剧。我估计那个时期，他的阅读就比较多，尤其像“五四”以来的进步文学，包括左翼作家柔石的《二月》（电影《早春二月》的原著小说）和张天翼的《包氏父子》等，在那么澎湃的革命风浪里，他还有时间把这些学得比较深透。在他职业后期，他拍摄了八集的电影版《红楼梦》，可见他的文化积累。

“第二步”是从部队跨到电影界，从零开始。新中国成立后，谢铁骊被调到北京，在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当了三年戏剧教员，他边自学边教课，之后又当了演员剧团的副团长，后来才改当导演，非常有闯劲。当时北影厂有四大帅——水华、崔嵬、凌子风和成荫导演，谢铁骊给水华的《林家铺子》当过副导演。在“四大帅”中，水华导演被公认是学问最深的一位，一部《安娜·卡列尼娜》他能讲上两个月，谢铁骊耳濡目染，受到了一些影响。与此同时，谢铁骊导演的夫人王遐当时在进出口公司工作，那里常有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过路片”，谢导近水楼台，获得了大量观摩的机会。

谢铁骊导演早年曾执导过《暴风骤雨》。那部戏严谨、工整，代表了当时电影制作的高水准，并被选送参加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然而，影片最终铩羽而归。那次经历给了谢铁骊巨大的触动。在电影节上，他看到了东欧和苏联电影对人性与人情的细腻关注，反观当时的国产电影，虽然政治立场坚定，却因过度强调阶级斗争而显得“硬邦邦”的。当时，一部苏联电影《未完成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一个瘫痪的人被爱感召而重新站立起来。这让他反思，我们中国的电影太缺少这种人情、人性的东西。

那之后，谢铁骊下定决心要拍一部真正具有文化底蕴、探讨人性价值的作品。作为江苏淮阴人，他对江南的景象与人文氛围有着天然的共鸣。于是，在拍完激昂的《暴风骤雨》后，他选择改编柔石的小说《二月》，拍出了《早春二月》。

在《早春二月》中，他不再简单地用阶级论去套用人物，而是细腻地刻画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旧中国的困惑和寻找革命道路的路程，展现萧涧秋因同情而决定娶文嫂时那一抹人性的闪光。

尽管这部电影后来与谢晋的《舞台姐妹》一同成为被批判的靶子，但这恰恰证明了谢铁骊超越时代的艺术觉悟。虽然全靠自学，但他仍然在实践中，认识到了艺术的本质——要写人情，要写真实的人性，不能一直被政治左右。

温和与坚韧

在动荡的十年里，谢铁骊导演的处境一度微妙：他因《早春二月》被批判，又因才华横溢、革命出身被点名拍摄样板戏。当时，谢铁骊在拍摄现场，人很随和，从来不发脾气。我觉得在随和的背后，也有他懂得如何在那个特殊年代兼顾生存与表达的智慧。

那个时候，对《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的批判规模很大，是全国性的。后来《海霞》拍完之后，江青不满意；当时另一部片子《创业》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受阻，毛主席看了之后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于是谢铁骊他们就给领导人写信，汇报了《海霞》几次未审查通过的情况。这个过程，谢导不光挺了过来，还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去进行创作——他20岁就当了文工团团长，组织能力很强，在政治上非常成熟。

若要向现在的年轻观众和创作者推荐谢铁骊的作品，我建议看《暴风骤雨》与《早春二月》。对比这两部作品，你就知道他在创作上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还有他在1980年拍摄的影片《今夜星光灿烂》，谢铁骊导演没有沿用“革命战争胜利万岁”的简单模式，而是融入了自己少年参军的亲身经历，细腻地呈现年轻士兵的情感，这在当时尤为可贵。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电影”时期，谢铁骊比较早地觉悟到电影不能只是简单的阶级斗争宣传，而是要写人性和文化。在那个风云变幻、甚至不得不“委曲求全”的特殊年代，他用一种看似温和实则坚韧的姿态，为我们演示了何为“导演的尊严”。

撰文/李慧琪 吴明昊

编辑/万佳欢